社會形態的大變革，使法律制度作為人類社會文明的產物，面臨人工智能的極大挑戰。刑法是社會控制的手段，正在被純粹“物化”，成為“智能時代”與“智能人”統治與駕馭“人”的制度工具，侵蝕傳統刑法體系中“人”的主體性。同時，具有超人類屬性的人工智能隱藏不可估量的重大制度性風險，甚至直接危及人類的自身安全與主體地位?，F行刑法制度的社會基礎、存在意義、任務安排、功能設定等內容，可能正在經歷一場裂變，逐漸取而代之的是“人工智能社會與刑法”。為此，當代刑法應作出敏銳的理性回答。

　　人工智能與傳統刑法的裂變場域

　　人工智能時代絕非“紙上談兵”。智能量刑、智能刑法運行體系等個別性的刑法蛻變跡象相繼出現，初步揭開了智能時代下當代刑法何去何從的面紗。

　　(一)智能量刑系統的探索前景。電腦量刑一度備受關注，我國不少地方司法機關也在試驗電腦量刑系統。在人工智能時代，借助大數據流量與智能算法，“用鼠標點擊出自動化判決”，正在超越法律經驗與人腦智力之間的技術壁壘，成為解決量刑規范化的技術嘗試，是電腦量刑的智能升級版。

　　2016年10月，歐洲科學家打造出人工智能“法官”，可以輔助量刑。2017年7月，我國“國雙”檢察院線產品推出定罪量刑輔助系統。根據給定資料、結合法律法規和既往案例，自動推送定罪和量刑建議。人工智能為量刑規范化注入“智能”力量，“智能化”甚至可能成為量刑公正的新評價標準。

　　網絡“智能犯罪”形態仍在增量，智能量刑系統的市場需求也將擴充，“智能量刑”時代或將到來。但難題在于：如何借助智能技術，將人類語言、思維、經驗等法律知識，遵循人類社會信賴的公正標準與要求，通過自動解碼，將網絡語言轉換成可以人類識別的電子信息。否則，“智能量刑”背后的“技術暗箱”操作與“流水線”生產方式，隱藏巨大的不確定性風險。

　　(二)智能刑法運作體系的孕生。得益于司法數據公開等得天獨厚的優勢，“人工智能+法律”的應用井噴不止。在法律檢索、法律文件審核、法律咨詢等方面，人工智能催生的“法律科技”正攪動法律服務市場，其中，智能刑法運作體系已走在前端。2016年，世界上首位人工智能律師(“協助展開法律研究的人工智能律師”)ROSS Intelligence橫空出世。我國也正在探索智能(智慧)檢務、開發智能律師系統、設立智能法院、開發智能刑事辦案系統。

　　當前，人工智能系統+刑法應用系統作為輔助手段，不僅可提高效率與準確度，也可通過屏蔽人情、關系等案外壓力使司法判決更符合邏輯與法條本意。但其難點在于：

　　(1)計算機語言與人類自然語言的無縫對接，如果計算機語言無法轉變成人類自然語言的形式，刑法的智能化意義不大。

　　(2)智能系統如何按照人類的思維與情感等要求定罪量刑，而非單純按照系統設定或通過學習得出標準答案，真正實現定罪量刑的智能化。

　　(3)對人工智能技術進行必要且有效的監管，使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具有可視化與可知性，避免“技術暴力”。

　　(4)對人工智能系統控制的數據、信息等進行保密，規范數據的采集、提供、存儲、使用等行為。

　　(5)明確智能法律體系的“法律職業人資質”問題，如是否需參加法律職業資格考試、法律職業等級認定、司法責任制等。

　　(三)無人駕駛與交通事故犯罪的胎變。無人駕駛技術(汽車)是當前最成熟的應用領域。這對傳統交通事故犯罪的影響有：一是“人”已不實質參與駕駛行為，“人”作為駕駛主體虛化?！叭恕蓖司佣€，使刑事責任主體無從可尋，“無行為則無犯罪”原則失靈。二是基于“允許的風險”而作出的風險分配責任體系，在智能駕駛環境下失靈。畢竟查證“無人駕駛汽車”的主觀罪過是技術上的偽命題。一律追究智能服務提供者的刑事責任，是將技術作為“替罪羊”的倒退，是過度依賴替代責任的偏執之舉。

　　在智能駕駛時代，交通肇事罪的行為主體由“人”全部變成潛在的“被害主體”，導致傳統的肇事者消失，一并殃及刑事歸責與制裁環節，但完全轉嫁到智能技術或智能汽車提供商顯失公平。同時，“人”脫離具體的駕駛行為，“危險駕駛人”在一定范圍已不存在，而完全是智能機器的行為，危險駕駛罪的立法基礎可能隨之動搖。單純作為允許的風險對待，雖符合“技術中立”的導向，卻縱容過高的刑法風險，忽視被害人的利益保護。為此，應明確智能汽車的使用者、所有者、提供者、制造者的責任歸屬與分配問題，而不應由某方單獨承擔替代責任。

　　(四)智能醫療與醫療事故犯罪的虛化。在智能醫療技術背景下，對醫療事故罪這一典型的業務過失犯罪而言：嚴重不負責任的醫療主體可能不是具體的醫務人員，而是智能技術或智能機器人，責任主體出現模糊化;智能醫療技術內在的不確定風險是新變量，嚴重不負責任與醫療事故之間因果關系的認定更難，運用傳統的因果關系可能失效。與此同時，醫療系統加速高度智能化，使醫療人員的主導地位相對下降，智能醫療行為的可替代性增強，法定醫療主體的身份專屬性迅速下降，直接沖擊非法行醫罪的立法基礎。是否取得特定醫療職業資格的主體身份專屬性明顯淡化，智能醫療業務過失作為犯罪的處罰條件升高，“智能人”的醫療行為與醫療過失事故之間的證明難度遞增，使非法行醫罪規制難以有效介入智能醫療業務過失行為。

　　(五)智能創作與著作權犯罪的調試。據報道，人工智能機器人已經可以自主創作作品，包括譜寫流行歌曲、撰寫小說、電影劇本、繪畫和生成詩篇和散文等。這使“人”是法定著作權主體的常識遭遇質疑。對于智能機器人作品的版權問題。有觀點認為，智能機器人遠未達到“人”的創作能力，無法取得著作權，可以參照職務作品或雇用作品的規定，由創制機器人的“人”享有和行使。另有觀點認為，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仍是應用算法、規則和模板的結果，不能體現創作者的獨特性，不能被認定為作品。

　　智能機器人可以獨立創作，使權利主體、權利形態、權利使用方式等發生變動，沖擊傳統著作權犯罪的立法基礎。比如，被害人可能是智能機器人，犯罪對象包括智能作品，侵犯著作權的犯罪行為構造迥異，智能作品被侵害的危害樣態及評價標準趨于電子化。這將倒逼著作權犯罪構成要件要素的網絡化調整。

　　人工智能與刑事歸責原則

　　在人工智能社會中，人與人類社會極可能面臨重大挑戰?！叭藢ψ约旱男袨樨撠煛薄叭嗽谏鐣袡C體中的責任”“人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等社會倫理觀或將修正。智能機器人如何兌現“自我擔責”、何者可以對“智能人”依法歸責、智能社會的“歸責意義”等更無從談起。人工智能引發傳統倫理觀的變更，對刑法的滲透與侵蝕也將進一步動搖刑事歸責體系。

　　在實踐中，智能機器人引發的危險行為，既包括智能系統的技術危害，也包括智能系統作為工具時被非法利用或濫用引發的危害，更包括作為獨立主體的內在風險。對于刑事歸責問題，有以下思路值得考量：

　　(1)技術中立原則。人工智能技術具有相對的中立性，不宜過度苛責技術的危險性。應對利用或濫用技術或“智能人”直接歸責。

　　(2)基于產品責任的刑法替代責任。機器人仍可以視為是科技產品，借鑒民法中的產品責任，對網絡制造者或服務提供者進行歸責，是“替代責任”。

　　(3)基于監督義務的業務過失責任。在過渡期人工智能仍由“人”發明與使用，制造者與使用者負有相應的監督義務，網絡監督過失的刑事歸責模式有其用武之地。

　　(4)基于獨立主體的罪過責任?！爸悄苋恕弊鳛槲磥愍毩⒌男滦托谭ㄖ黧w，應對其罪過承擔相應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