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島核事故后的3年里，日本經歷了減核——零核——啟核的反復考驗。這3年間，民間反核聲浪日趨強烈，游行示威從未間斷。
然而，從堅決“棄核”的菅直人，到“曖昧”的野田佳彥，再到如今高擎“重啟核電”的安倍晉三，日本執政黨對核電態度發生了“大逆轉”，“啟核”步子越來越大。如此大的轉變非常發人深省，這樣的舉動究竟意味著什么？
日本棄核代價慘重
自上世紀70年代發生“世界能源危機”后，日本為了減輕對進口石油的依賴，著力發展核電，開發水電、煤電、液化天然氣發電，開發新能源，從供需雙方開發節能技術，進口能源的比重明顯降低。其中，發展核能的成果是建成的54座核電站已經為日本提供了約30%的電力需求。福島核事故之前，日本政府曾計劃將核電發電量由占總發電量的30%提高到50%。
福島核事故后，福島4座反應堆被廢棄，其他未出事的核電站也不得不陸續關閉，由此帶來的用電缺口只能由自然能源補償。事故后東京電力、東北電力已開始用煤炭、石油、天然氣發電。火電替補嚴重拖累了經濟發展，連續3年的決算結果顯示，日本所有的電力公司都在承受著巨額虧損。2013年第四季度GDP增速調整為0.7%(原統計為1%)，跌至安倍上臺以來最低，2014年1月日本經常賬赤字達1.58萬億日元，連續3次創歷史新高。另外，恢復火電就意味著多年努力達成的自然環境受到破壞，意味著國家能源安全出現重大弱點。日本已經無法承擔徹底放棄核能的后果了。
為幫助日本經濟復蘇，解決能源匱乏問題，安倍政府對野田內閣2012年5月制定的“2030年零核電”計劃進行“根本性”修改，明確提出日本的能源供應架構中應包括核電。其后推出的《能源基本計劃》賦予核電“國家重要基礎電力來源”的地位，并著力從政策和融資等方面，配合東京電力公司擺脫福島第一核電站核事故導致的困局。2014年3月10日，在日本參院委員會上安倍再次強調了“不能依賴核電，不能沒有核電”的能源新政。
由此看來，迫于電力需求、環境、經濟、政治等多方壓力，日本在中長期內實施“零核電”計劃是極不現實的，除非它能開發出一種理想的可以完全自控的可再生能源。作為資源貧乏的日本，核能幾乎是現在唯一可行的大規模自給的能源供應方式。
對安倍政府而言，“擁核”主張甚至是目前他們手中一張可能操控國家全局的王牌，通過重啟核電使電價下降，促進貿易、改善產業環境和經常收支，進而緩解國內產業空洞化、提升產業競爭力，進一步增加企業盈利、政府稅收、擴大投資和就業，最終改善日本財政狀況，使“安倍經濟”得以實現。
NRA制定核電安全新基準
為改革核電監管體制，日本國會參議院于2012年6月表決批準了《原子能規制委員會設置法》。依據該法設立的原子能規制委員會(NRA)于2012年9月成立，由“反應堆”、“核物質及輻射防護”及“地震”領域的5名專家組成。NRA是一個獨立監管機構，對日本的核能安全實施統一管理。委員會在處置緊急事故等方面擁有較大權限，例如向反應堆注水等專業決定今后將由委員會做出，原則上首相也無權更改相關決定。這主要是吸取了福島核事故處置過程中首相官邸曾介入現場工作引發混亂的教訓。
NRA正式成立后，迫在眉睫的任務之一就是“傾盡全力挽回已跌至谷底的信賴和信心”，制定新的核電安全基準。新基準經過專家起草修訂、公示和征求民眾意見等程序，于2013年7月8日正式頒布實施。新基準以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為依據，大幅增加了對嚴重事故、地震海嘯、飛機恐怖襲擊等突發情況的應對措施。
新基準規定，核電廠有義務應對重大事故，發生事故時除了配置能夠冷卻反應堆的電源車和消防車之外，為防止事故造成放射性物質擴散，還需要為反應堆的降壓排氣設備增加放射性物質過濾功能，還必須具備抗震措施并設置具有防輻射功能的“緊急應急對策處”以應對恐怖活動和自然災害，保證發生核泄露事故后也能夠進行修復作業。
在抗震方面，新的安全基準規定，核電站進行抗震設計時需要考慮的活斷層范圍要由12萬年-13萬年前曾經出現過活動，改為最遠到40萬年前曾經發生過活動，核電站反應堆建筑物等設施要建造在沒有活斷層的地基上。在預防海嘯方面，新基準規定要給整座核電站設定防海嘯基準，要設置符合最高抗震基準的防波堤等，要針對活火山、龍卷風等采取相關措施。
新安全基準還將核電站的運轉年限設定為40年。但是，在通過特別檢查詳細掌握設備老化狀況后，如果符合新基準所規定的要求，將允許額外延長運轉年限。延長許可只能獲得1次，且最多只能延長20年。新安全基準將核電站的大幅安全對策強化作為一項義務加以規定，具有法律強制性。而根據這一新規制基準，對重啟核電站必須實施安全審查。
3Es目標應是最終考慮
每個國家選擇自己的能源戰略，最終要達到的是3Es目標，即同時實現能源安全(energy security)、經濟增長(economic growth)和環境保護(environmental protection)。日本重啟核電是經過失敗和思考做出的選擇，這份代價和慎重給我國核電發展及核安全監管帶來許多借鑒和啟示。
核電作為一種清潔能源，對于滿足我國電力需求、優化能源結構、減少環境污染、促進經濟能源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如何把握好核電這把雙刃劍，是我們也面臨的問題。
我國應針對福島事故發生前后的技術風險、管理體制、決策機制、審核基準、緩解措施、應急手段等進行深刻反思，特別要高度重視超設計基準的多重自然災害或極端自然災害與次生災害疊加事故的影響，開展對核電廠選址標準的審查，對地震高發地區以及可能受到
其它自然災害影響的核電站廠址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切實提高對疊加自然災害的抵御能力。
